申云律师，上海专业刑事律师，现执业于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及司法操作经验。诚实信用，勤勉敬业，以“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为服务宗旨。办案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业务功底扎实，语言表达流畅、思维敏捷，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和谈判辩护能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畏艰险、奋力拼争，愿尽自己的所能，为当事人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不敢承诺案件的最终结果，但敢承诺办案尽心竭力!

舆论与误判的死刑存废

保留死刑的舆论

1.国家也罢，刑罚法规也罢，都不能不承认生命的威严和伟大。

文明国家的废除死刑，实在是理所当然。时至今日，死刑的存废得失，勿-宁说不是问题。作为立法来说，修改之期已经成熟，实行之秋已经迫近。法律上如此，政治上如此，伦理道德的观念上亦如此。加之，从社会学、哲学、医学的观点来看，应该肯定死刑的根底也已经完全崩溃。154155页。)花井卓藏如此论述，把死刑断言为恶刑，另外，还把也作为白璧之大瑕而主张废除是在明治40年。然而，其间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现行宪法，直到明治40年刑法于前年实行口语化后的今天，死刑制度仍在民主主义的名义下被保护下来。这种支撑民主主义的国民的舆论乃至对法的确信的意义本身委实是多意义的，而本文必须就以舆论为理由的死刑存废论的是与非特别进行研讨。舆论对死刑制度的支持乃至以死刑制度为对的国民对法的确信，迄今为止也一直是当成根据的。相比之下，尤其是在最近，它甚至成为死刑存废论的决定性论据之一了。其代表性的内容就是关于修改刑法的法制审议会刑事法特别部会已发表的关于保留死刑的说明理由。121页。长井、前稿《死刑存废论的抵达点》三之参照。)对于这样的保留死刑论，从废除死刑论方面提出了反对的论据，33页44页。再有，关于有关死刑存废的舆论调查的合理性，参照迁本-义男《死刑存废争论与舆论》中央学院大学法学论丛3卷2号55页。)后者认为：以舆论等作为保留死刑的理由并不合理。这个问题也呈现了已经议论殆尽之观，但因为它仍然是关联法与民主主义之根本的问题，恰是需要重新研讨的。

2.关于死刑存废，**春夫博士认为：问题可以说已经提出殆尽了。

所剩的只是关于存续或者废除的法律信念而已，他批判废除死刑论如下：在目前情况下，国民对法律的信念，包括出自废除死刑论者之手的论调，几次民意测验都表示出倾向保留死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立即下决心废除死刑，的确是不民主的。与宪法修改等不一样，废除死刑论者只是在死刑问题上处于忽视国民舆论的倾向，而这是把国民视为众愚而危险至极。因为国民并不是单单关于死刑才变成众愚。它是通向否定议会主义、民主主义整体的论调。87页。再有，参照长井前稿二注。)据此见解，死刑存废的最终依据是国民对法的信念，而在它倾向于保留死刑的现状之下，下决心搞废除死刑，难说不是否定民主主义。换言之，归根到底，在现状之下的废除死刑就是否定民主主义。假如这样的话，废除死刑在现状之下，应该是死心了。况且，可以认为舆论的压倒性的死刑支持率今后也仍然持续，在此限度内，死刑就应该要永远地保留了。可是，只要有国民大多数的支持，继续进行由国家的杀人就可以正当化吗假如按照这个逻辑来讲，岂不是只要有了国民大多数的支持，白是不是也要变成黑了。所谓民主主义，是这样的逻辑吗

3.认为把国民看做是众愚的论调，而危险至极时，却忘记了**拉底之死。

等于说是因为有了市民的投票，苏*拉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罪人。同样，大东亚战争和法西斯的犯罪也都因为有多数国民的支持而被正当化了。恰恰是这样的民主主义才是危险至极呢。况且，废除死刑论认为仅就死刑处于忽视国民舆论的倾向的这一宗旨，也未必是明确的。该宗旨当然不是要封杀反舆论的废除死刑的主张。勿-宁说，废除论正因为不可能忽视舆论，才就舆论及其调查方法等分析其合理性，一直提出不能依据的论据。而反对保留死刑的舆论，主张废除死刑的正当性，也是不能忽视舆论等反对之故的反论。这种反说，是把国民对之进行合理判断而能够变动意见作为前提的，尽管不能急速地期待变动，也不是把国民看成是众愚的。通过死刑存废的争论，可以发现最完美的方针政策，它是符合民主主义的。与此相反，以和的逻辑装作合意避开争论，从属于力，以疏通封死争论，把数结束起来，才恰是反民主主义性质的权力统治。

4.关于死刑存废被说成问题皆已提出殆尽时，那是争论已完结之后，只剩下国民判断这个意思吗

不是这样。如果说，争论是处于胶着状态的话，那么，解释清楚这一点，需要进行反复争论。保留死刑论将会追究废除死刑论吧。如果保留死刑论不进行追究，而是仅就死刑问题把国民的舆论视为绝对的倾向的话，其根据才正是应该予以质问的。如果它把舆论的压倒性支持的数作为力的逻辑的话，那么它就是承认力之统治的整体主义的逻辑，与民主主义相敌对。废除死刑若能和舆论相符合而被推进，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国民对法的信赖也是据此而提高。然而，譬如像夫妻别姓的民法修正案那样，就连世界上拥有同样制度的许多国家也是一样，对于家族制度也没有特殊弊端，把别姓的选择委之于每对夫妻，假如这点有助于提高女性的自由和社会地位的话，随着舆论加以修改将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就是在这里，决定性的事物并不是作为数量的舆论本身，而是它的正当根据。假定以国民的多数表示反对这一个理由，也不等于可以强制少数希望别姓的人同姓。表示不能把它委之于个人自己决定的正当根据就变得必要了。更为要紧的，关联到生命这种个人尊严的根源问题，并不是应该仅仅以国民多数的意见就能决定的事项。61页写道：按理说基本人权即使由于多数人的意志也是不能剥夺的权利。如果以多数可以把它剥夺的话，就不要宪法了。同63页认为：如果为了〔总体〕就可以制约人权，这是总体主义性质的想法。)不能说有认为是当杀的人的国民的压倒性要求，哪怕是一个人也好，没有正当理由而被杀害，法律上是不能容许的。

能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形有哪些

尽管判处死缓也是判处死刑，但判处死缓的罪犯除个别以外一般不再执行死刑。这样，对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期执行，对犯罪分子来说往往是生死两重天。因此，在相关立法、司法解释尚未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准确裁量犯罪分子是否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从而作出选择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期执行的判决，无论是对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还是发挥死缓在限制死刑适用中的重要作用而言，都具有非凡的意义。那么，哪些死刑案件属于应当立即执行，哪些属于应当缓期执行这是一个关涉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当犯罪行为触犯法定刑为绝对确定死刑之罪的，在具有从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该情节可以作为适用死缓的依据。

当犯罪行为触犯相对确定死刑之罪的，在既具有相应的从重处罚情节又具有从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可见，对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期执行，是否具有从轻处罚情节是一项重要的考量因素。这种从轻处罚情节，既可能是法定的也可能是酌定的。在司法实践中，以下情况一般可视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从而可以考虑对被告人适用死缓或者其他较轻刑罚。第一，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未遂、从犯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可不立即执行。

1999年9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司法实践中，自首情节是裁量死缓中适用最广泛的法定从轻情节。第二，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被告人如实供述同种罪行，或者能如实坦白交代罪行，认罪态度好，确有悔罪表现和酌定从轻情节的，可不立即执行。被告人如实供述同种罪行，其价值和意义有时并不逊色于自首情节。尤其是供述同种较重罪行的，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一般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坦白交代罪行，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和酌定从轻情节的，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故可不立即执行。第三，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或者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地位以及犯罪后果等具体情节，可不立即执行。如在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犯罪案件中，只有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的，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对于手段不是特别残忍、情节不是特别恶劣的，可以考虑适用死缓或者其他较轻的刑罚。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一般应坚持同一案判处死刑不要过多的原则，应当对最重要的主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其他可适用死缓或其他刑罚。第四，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案件系、邻里纠纷激化引发的，可不立即执行。《会议纪要》指出：“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

因婚姻家庭矛盾而引起的杀人、重伤案件，其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具有特定性和局限性，行为往往带有突发性，危害结果发生后犯罪人往往会醒悟悔罪。因邻里纠纷等引起的杀人、重伤案件，往往都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对于因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死刑案件，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防止新的冲突。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中旬再次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决定》第35条明确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案件等具有酌定从轻情节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注重发挥死缓制度既能够依法严惩犯罪又能够有效减少死刑执行的作用，凡是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的，一律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第五，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案件因被害人过错引起的，可不立即执行。《会议纪要》指出：“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害人过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降低，因而是分析、考察被告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小的重要依据。被害人过错可分为严重过错、明显过错、激化矛盾过错和一般过错。对于一般过错，过错程度轻微，尚不足以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的发生、行为方式和侵害强度产生较大影响的，一般不考虑过错情节而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双方对案发都有过错的，要分清哪方是严重过错，哪方是一般过错。对于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明显大于被告人过错的，对被告人可酌情从轻处罚。第六，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被告人确有悔罪表现，其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已获得被害方的谅解，且不属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可不立即执行。被告人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犯罪造成的实际危害，反映了被告人具有真诚悔罪的态度，并因此得到被害方的宽恕和谅解，显示了其人身危险性的降低。

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但追缴、退赔后，挽回了损失或者损失不大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然，对于罪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并不能仅因为赔偿得好，又得到了被害方谅解，而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需要十分慎重，要结合具体案情，综合考虑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第七，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被告人作案时的年龄、智力和身体状况等自身因素，可不立即执行。如对于年龄超过70周岁的老人、智力低下的人、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犯罪的，尽管罪行极其严重，一般不宜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应考虑适用死缓或者其他较轻刑罚，体现刑罚的人道主义关怀。第八，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被告人作案时系间接故意，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比直接故意相对要小，且有其它酌定从轻情节的，可不立即执行。

正如《会议纪要》指出的那样：“在直接故意杀人与间接故意杀人案件中，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是不同的，在处刑上也应有所区别。”第九，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案件个别事实情节难以完全查清，而在量刑时留有余地，可不立即执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案件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仍有个别影响犯罪危害程度的事实未查清或不可能查清的，或者同案人之间的罪责未查清或不可能查清的，可以适用死刑缓期执行。如没有直接查获贩毒犯罪分子的毒品，贩卖毒品的数额是凭口供及言词证据而认定，缺乏定性定量分析的，宜适用死刑缓期执行。在共同杀人或共同伤害致人死亡案件中，当多数案犯在逃的情况下，谁是直接致人死亡的凶手或谁是主犯未能查清，就不能对已归案的少数案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应判处死缓刑，以留有余地。从上文的介绍中可以知道，在上述九种情况下是对犯罪分子是可以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而此时往往就会判死刑缓期执行。要是在死缓执行期间表现良好，没有故意犯罪的，那么一般在2年后就会减为无期徒刑。